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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威尔的精神遗产
摘 要：乔治?奥威尔，英国记者、小说家、散文家和评论家，在他的代表作《1984》中描述世界已堕入前人难以想象的情景之中，堪称世界文坛最著名的反乌托邦、反极权的政治讽喻小说，奥威尔以其独特的视角勾画出人类阴暗的未来。存在主义把“人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和方法，人的一生就是不断选择、不断超越自我的自由创造过程。奥威尔在当时那个语言堕落的时代，仍然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他敢于抵抗暴力、承担苦难，堪称永远的抗议者。
关键词：
《1984》 存在主义 萨特 知识分子 自由
存在主义是当代西方哲学中最主要的流派之一，于 20 世纪 20 年代产生于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传到法国，在 50 年代到 60 年代成为西方世界最时髦的哲学，甚至形成了所谓存在主义运动。存在主义者从“存在先于本质”的原理出发，得出了人具有绝对自由、自由是人的本质的结论。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
，1903 年生于英国殖民地的印度，中产阶层知识分子的良知让他短暂的人生经历充满着艰辛和痛苦：因不满英国的殖民主义统治而放弃了薪水丰厚的缅甸帝国警察职位；为写作而体验过巴黎伦敦的街头生活；考察威冈码头工人的生活，从而树立了他对社会主义的信念；毅然投身于西班牙内战，却险些成为党派争斗的牺牲品被清理掉，在此期间，一颗法西斯子弹穿喉而过，几乎要了他的命。在奥威尔
曲折却不失传奇色彩的一生里，一直不改知识分子的本色，始终用良知和真诚来完成他那为数不多的作品，其中， 《1984》正是他留给人类最珍贵的精神遗产。
作品《1984》描述了 1984 年的世界被三个超级大国所瓜分――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三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不断，其中政权以改变历史、改变语言、打破家庭等极端手段控制着人类。在大洋国“真理部”从事窜改历史工作的外围党员温斯顿因为在工作中逐渐对其所处的社会和领袖“老大哥” （Big Brother）产生怀疑，并与另一位外围党员裘利亚产生感情，因而成为思想犯，在经历了专门负责内部清洗的“友爱部”的思想改造之后最终成为了“思想纯洁者” 。
乔治?奥威尔一生短暂，但其以敏锐的洞察力和犀利的文笔审视和记录着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作出了许多超越时代的预言，被称为 “一代人的冷峻良知” 。
作为奥威尔生前最后一部也是战后最有影响力的反极权主义的政治寓言小说， 《1984》甫一问世，便注定了奥威尔在英国文学史上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
一、奥威尔的选择
《1984》的诞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从作者个人着眼，20 世纪 30年代参加西班牙内战的经历，是他思想上继树立社会主义信念后的另一个转折，这使他更加看清了苏联所谓的社会主义。在西班牙，奥威尔清楚地看到那些为响应共产国际反法西斯的号召来自各个国家的战友同志们，身处保卫西班牙共和国的同一战壕，却更加热衷于消灭那些有独立思想却不轻易无条件服从任何命令的盟友。
奥威尔选择做自己生活的设计师， 正如存在主义者从 “存在先于本质”的原理出发，得出了人具有绝对自由、自由是人的本质的结论。萨特说：“假如存在确实是先于本质，那么，就无法用一个定型的现成的人性来说明人的行动，换言之，不容有决定论。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
”在存在主义看来，人的一生是不断进行种种选择、不断超越的过程，每一个人都是通过每时每刻的选择决定其人生生活，因此，每个人的生活都不过是一种设计，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的设计师。萨特认为，没有任何上帝的启示和固定的伦理观念能帮助个人进行选择，每个人进行选择时都是空无依傍，只能靠自己。因此，他鼓吹每个人要“走自己的路” ， “自己对自己负责，也对其他一切人负责” 。因此，奥威尔选择揭露这种丑恶的想象，但也因此被自己人追杀。终于，他对现存的所谓社会主义政权彻底死心，认清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都是一种变种的社会主义――极权主义，而不是他坚信的那种社会主义。从此以后，奥威尔开始走上了一条反极权主义的道路，这集中体现在他于 1945 年出版的《动物庄园》以及这部《1984》 。也因此，奥威尔本人及其小说一直被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改革开放前的新中国列为禁毁和攻击的对象。然而需要明确的是奥威尔曾经在《我为什么要写作》中写道：
“我在 1936 年以后写的每一篇严肃作品都是直接或间接反对极权主义和拥护社会主义的，当然是根据我所理解的民生社会主义。
”可见，奥威尔对真正的、民主的、自由的社会主义的信念更加坚定。
二、知识分子的选择
从世界形势着眼， 爆发于 1929 年到 1933 年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
促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纷纷奉行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加强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这一经济政策与苏联的计划经济政策有着不可否认的相似性，虽然存在西方与苏联意识形态之间的抵触，却并没有让这种相似性有所改变。而二战的爆发，使得西方在加强国家在对经济的直接干预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即使二战结束后，这种趋势依然没有改变，甚至在西方知识界中也出现普遍为这种政策拍手叫好的声音。存在主义是一种无政府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世界观。从这种世界观出发，他们强调每个人都应当“远离俗众” ，返回个人。然而，具有深远眼光的知识分子没有“与众相同” ，选择“与众相异” ，总有少数远见卓识的人清楚地认识到这条直接干预经济的路最终将走向哪里，他们秉着知识分子的良心敢于在这个躁动不安的时刻发出看似不合时宜却意义深远的声音诚然是选择了自由之路。
二战结束前一年的 1944 年， 英国出版发行了当时很有争议的著作 《通往奴役之路》 ，作者系著名经济学家哈耶克，书中鲜明地指出法西斯主义与苏联的社会主义没有区别这一观点，矛头直指苏联斯大林的极权专制统治，并警告西方国家再不改变直接干预经济的政策，就是和苏联一样走在迈向极权主义的道路上。而二战结束的这一年，英国杰出的哲学家卡尔?波普尔的巨作《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也出版发行，在这部巨作中，波普尔把焦点集中于对柏拉图、黑格尔和马克思三个思想家的社会政治哲学的批判上，认为正是他们的思想构成现代极权主义的来源，从而向极权主义的理论基础发起挑战。这种声音同样从以知识分子良知和真诚写作的奥威尔的笔下嗥叫出来， 《1984》也因此应运而生。相比哈耶克与波普尔的著作，《1984》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专业程度上都弗如远甚，但这种短处反而成
就了它通俗性的长处，在公众中的普及程度要高更多。因此可以说，作为后起之秀的《1984》在反极权主义的道路上走得不一定最远，却一定最宽。
三、自由
奥威尔在《1984》中，呈现了一个三足鼎立的未来世界――大洋国、欧亚国和东亚国三个国家时战时和。生活在大洋国首都伦敦的温斯顿?史密斯工作于国内唯一的执政党――英社下设的真理部记录科，英社通过“电幕” 对国民的一切尤其是思想实行极权主义统治， 其领导人是老大哥，这个通过国内到处悬挂的图像看得到、通过“电幕”听得到的神秘领袖，用“老大哥在看着你”提醒人们思想端正地活着。小说以温斯顿的思想罪为主线，描写了从他已经预计到可怕后果却依然下定决心开始写日记到子弹穿进了他那终于战胜了自己、终于热爱老大哥的脑袋的曲折经历，极为细腻地刻画了温斯顿在这一过程中复杂的思想活动，为读者清楚地展现了一个压抑和扼杀人性的极权主义世界和隐含在英社三句口号――“无知即力量，自由即奴役，战争即和平”下的这个极权主义世界的存在逻辑。
小说中的一个关键性的道具，那本标题为《寡头政治集体主义的理论和实践》 的黑色厚书， 就是对英社三句口号的诠释和解读， 其核心便是 “双重思想” （Doublethink）
。而“双重思想”也是作者认为必须在真正的社会主义信念里必须予以消除的东西，因为在作者看来只有那些不言自明的道理才是正确的，才是必须捍卫和坚持的，用温斯顿的话――“所谓自由即可以说二加二等于四的自由” ，自由就是这么一种不言自明的道理。然而当温斯顿被思想警察抓进了友爱部，被思想警察们用尽一切严酷手段在肉体和精神上进行无休止的摧残，温斯顿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二
加二也变成了“可以等于三” ，甚至在枪毙之前温斯顿“他战胜了自己，他热爱老大哥” 。这是一个隐喻，一个对在极权主义统治下的只有思想而没有独立地位及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们的隐喻，本来应该代表社会良心的知识分子们，一旦失去了自身独立的经济地位，进而成为国家机器中没有独立精神的零部件时，就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当知识分子们面对谎言和骗局的时候，他们的良知虽然能够帮助他们认清谎言和骗局的背后是什么，却因为没有独立精神而失去了揭露谎言的勇气和拆穿骗局的力量；当他们面临当权者迫害的时候，也会因为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保护自己而更多地去选择趋利避害、明哲保身以保全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这些选择无论怎样变化，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人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反抗者要为此负责，沉默者也要为此负责，因为选择是自由的。在这里，国有制干涉了人选择的“自由” ，而人们是否去追求自由那要依靠自己的选择，他们的存在是否有意义也要依靠他们自身的行动。国有制的强制实施只是使这个荒诞的世界更加荒诞，更加残酷。
在这样极权主义环境下的知识分子们，至多贴着思想者的标签，却永远达不到实践者的境界，更遑论去代表整个社会的良心。这就是奥威尔反对极权主义的根本所在，更是他和哈耶克与波普尔一样对当时西方国家未来发展趋势的共同担忧所在。
在他们看来，如果西方国家运用类似苏联计划经济的手段直接干预市场经济，就会在无形之中扩大自身的组织，进而将社会上一切本来具有独立经济地位的个体包括组织和个人吸纳进国家体制中来，这看似实现了国有制，实际情况却是这些一旦离开体制就无法生存的个体将永远地失去了
与国家政治强制力抗辩的底气。这对于只关心自己温饱问题的普通民众而言或许并没有什么，至多是继续扮演着沉默的大多数的角色，但对于那些时刻喜欢思考人生、喜欢审视社会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失去的将是自身存在的意义。
四、结语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剧，是一个让《1984》好似政治预言而实际上只是反复重演的悲剧，也无怪《1984》在被翻译到中国后能够引起知识界一片共鸣。从这点可以感受到，奥威尔在拜读过他作品的读者心中不只是一个英国的作家而已，他是属于全世界的， 《1984》富有悲观主义色彩地向世人述说着一个不证自明的道理――只有身具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才可以坚守整个社会的良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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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肖宪菊.萨特的自由哲学及其对当今的启示[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6.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外语学院）